1986年春節,湖南中部漣源縣茅塘鄉,30歲的梁穩根正在張貼自己寫的一副春聯。上聯是“創建一流企業”,下聯是“造就一流人才”。對仗談不上工整,口氣卻是頗為宏大,與他面前這間從村委會租來的破舊廠房有些不搭調。后來,一位前來拜年的領導看到這對聯,加了一句橫批——“作出一流貢獻”。梁穩根和他的伙伴們覺得不錯。于是,這“三個一流”的口號就成了這幾位雖屢敗屢戰但志存高遠的年輕人創業理想的綜述。幾年以后,廠子也干脆換了個名字,就叫“三一”。
“回過頭看那時候我們都挺幼稚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當年23歲的三一創業者之一唐修國笑談,“其實我們辦個小廠子最初的目的,就是想體驗一下企業經營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將來好去讀個管理學的研究生什么的。我覺得媒體不必把現在好像還有些成就的企業家都描述成一副‘天生干大事’的形象。”
可是,在中國過去30年充滿奇跡的歷史河流中,創業者們的命運軌跡往往會戲劇性地偏離他們自己當初的預期。唐修國直到今天也沒去上研究生。而他們那間小工廠在進入第23個年頭的時候已經變成了一家年銷售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在全球各地創造了2萬多個就業機會,控股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市值最大、最賺錢的公眾公司(三一重工),同時也成為全世界同行中成長最迅速的企業之一。
走近三一集團位于長沙市星沙開發區的總部,撲面而來的是門口令人震撼的四個大字——“心存感激”。“你要談企業社會責任,這四個字就是三一擔當企業社會責任的最基本的驅動力。”三一集團副總裁何真臨說,“這不難理解。中國近代以來多少出身貧寒的農家子弟,多少心比天高的青年知識分子,希望通過創辦實業,富強國家,改變自己乃至民族的命運。但不是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機會把這樣的夢想變成現實。而三一從一株弱不禁風的小草長成今日參天大樹,三一人沒有理由不心存感激。”
何真臨是退休之后加盟三一的,之前曾有豐富的國企和仕途的履歷,他自己說“當年我是經濟改革的一個參與者和見證者,今天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詮釋者”。在他看來,企業社會責任更應該詮釋為一個高蹈的哲學與文化的命題,而不是局限于“在商言商”式的經濟理性。“中國士大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文情懷,儒、釋、道所共同倡導的與自然與社會和諧共處的思想底蘊,可以說是今天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觀的源頭。這與西方企業的社會責任觀是有差別的。就哲學智慧而言,甚至可以說是更深一層的。”何真臨以他難得的緩慢平和的語調說,“我把中國式的企業社會責任觀歸納為立功、立德、立言三個層面。而每一個層面,三一都有自己的心得與目標。”
立功
何真臨所說的“立功”大致與阿奇•卡羅爾(Archie B. Carroll)所說的“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的范疇相似,主要指企業合法創造財富的使命。“作為經濟組織,經濟責任是企業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社會責任。”泛泛而談,這個層面的討論也許寡淡無味。但是如果放置于中國經濟過往30年天翻地覆的宏大背景中,回顧一下三一這樣的草根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創富過程,其所帶給中國社會的價值也應該是超越物質財富本身的。
從國營洪源機械廠毅然決然棄官下海,到成為《福布斯》富豪榜上身家百億的湖湘首富并且成為中央電視臺的“年度經濟人物”,梁穩根用了20年的時間。“他們這一代民營企業家獲得成功、贏得認可,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進步的表現。”何真臨說,“而三一的元老們沒有像很多同時代的創業者們一樣小富即安或者誤入歧途,而是秉著一種堅忍不拔的產業精神,不斷尋找新的挑戰,承載更大的抱負和壓力,當然也帶給這個世界更多更好的產品、服務和就業機會。這種永不止步的‘做好’,哪怕你看成一種‘獨善其身’的努力,也是在為社會‘立功’。”
三一在“立功”道路上的飛躍式發展與2003年在滬交所上市的經歷分不開。有意思的是,在中國人的印象中,一個企業在資本市場(包括并購市場)的行為與“社會責任”這個詞要么掛不上鉤,要么掛起鉤來的時候多半伴隨著負面新聞。但是三一卻已經連續幾次因為在這一領域的言行而贏得了加分。
2005年,三一重工作為“股改第一股”,完成全流通時代的“破冰之旅”。其所實踐的“送股+派送現金”的模式為后來者所借鑒。董事長梁穩根因此榮獲當年“CCTV年度經濟人物”稱號。梁的名言是:“中國可以沒有三一,但不能沒有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
2006年,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的博客因為就凱雷收購徐工案發表激越議論而成為中國“財經第一博”。向的名言是:“賣什么都可以,但‘賣國不行’!”“三一收購徐工是天作之合。”
2008年,當大小非減持成為中國股市發展最大心理障礙的時候,作為三一重工大股東的三一集團又第一個提出來對解禁流通的5.18億股股票“兩年內不減持”的承諾。集團副總裁何真臨在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節目中的發言同樣擲地有聲:“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表態,這是產業資本在中國股市成長的關鍵時刻擺明自己立場的問題!”
這些高調的舉動和態度在為三一贏得巨大聲譽的同時,也引來一些質疑。比如有人認為三一收購徐工只是作秀,緊要關頭唱兩句反調,輕松贏得滿堂喝彩;也有人說,股改是名利雙收的好事,與社會責任無關。梁穩根在中央電視臺領獎時不是說“在螃蟹正肥的時候下手,感覺很不錯”嗎?對于這些質疑,何真臨的態度是:“我們在所有這些重大事件中都秉承一個原則——‘國家之責大于企業之利’。我想這個動機沒有做作的必要。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健康的、強大的資本市場,作為上市企業的三一重工必不可能獨善其身;而反過來,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在進步、在完善,作為其中先行一步的企業,最終受惠于這種進步和完善,那又有什么不妥呢?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嘛。”
立德
何真臨所理解的“立德”則類似于卡羅爾關于社會責任定義中的“倫理道德責任”:“如果說‘立功’是(把本分)‘做好’,那么‘立德’就是‘做好事’。”
雖然三一在環境保護、員工權益保護、助學助困等領域有大量的“做好事”的記錄,但是何真臨最愿意強調的是今年發生的幾件重大天災中三一所做的努力:“你可以看到三一人用自己的赤誠和熱血,同時也充分利用企業自己的專長和優勢,為那么多遭受苦難的人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幫助。”
2008年春節期間席卷中國南方的嚴重冰雪災害中湖南是重災區。當時三一的路面機械就派上了大用場。從1月26日始,三一重工派出26臺平地機分別開赴結冰最嚴重的京珠高速潭耒段、長潭段、臨長段進行破冰作業,最遠的一路開到廣東。在湘潭馬家河路段,一次就出動了9臺平地機。技術人員將平地機略加改進,在鏟刀部位加裝了特殊的膠條,破冰掃雪的效率特別高。“一臺機器相當于300名以上的解放軍戰士。”何真臨回憶說。
5月12日的汶川地震是全體中國人對于2008年無法忘卻的記憶。而在抗震救災中,三一同樣因為迅速、有效、巨大的努力而贏得尊重。“震后第一天,向總(指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經與董事長研究之后決定,對災區捐贈1500萬元的救災機械和300萬元的現金。加上后來企業和員工的陸續捐贈,總數超過2200萬。”何真臨說。
為了讓自身的努力盡快地為救災一線發揮效果,三一甚至想到了由其四川分公司直接從四川當地的客戶手中回購挖掘機、起重機,就地參與搶險。而這種典型的中國式溫情與道義之舉顯然贏得了客戶的共鳴。“救災如救火,我們的客戶非常理解和支持。”何真臨說。最后達到災區的15臺設備中有4臺就是從剛交了錢的客戶手中“討”回來的。
在災區一線,道路不通是最大的障礙。而在被損毀的道路上土塊、石塊動輒千斤,憑人力難以撼動,亟待大型機械的幫助。所以當三一的挖掘機、推土機開到現場的時候,不少民眾歡呼雀躍。“我們的設備和專業人員在災區特別需要我們的時刻,到達了特別需要的現場,發揮了特別的作用。”何真臨說,“我們幫助打通了安縣、平武和北川的三條生命線。”
不過,在何真臨看來,援助之舉本身未必是三一此次救災中意義最重大的環節。他認為,半年之后三一對企業救災英雄的重獎影響可能更加深遠。11月5日,三一集團團委書記梁冶中宣布了公司的決定:授予在抗震救災中做出杰出貢獻的朱丹等4人“三一集團抗震救災特等功”,各獎勵10萬元;授予歐陽華等11人“三一集團抗震救災一等功”,各獎勵人民幣31800元。同時公司還作出承諾,在三一銷售額突破1000億元時,對仍在公司的特等功獲得者每人追加100萬元獎勵,一等功獲得者每人追加30萬元獎勵。“這個事情是在向員工和社會表明企業和企業家的一種價值取向——國家有難的時候,不但企業有責、老板有責,匹夫也有責。當然同時也告訴大家,三一不但看重那些為企業創造效益的人,更珍視那些舍生忘死為企業贏得尊嚴的人。”何真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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